闻一多为什么加入民盟 ——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归宿（上）

闻一多是具有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斗士三重人格的爱国知识分子。“诗人”指的是他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贡献；“学者”是指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的成就；“斗士”则是对他为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献身精神的褒扬。三重人格中最辉煌的无疑是“斗士”。所谓斗士，概括地说是坚持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、拥护共产党民主建国路线的战斗。若进一步展开，则具体表现在为实现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的不懈努力。故认识闻一多，就不能不首先考察他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。

闻一多是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，从小深受传统爱国爱民思想的影响，懂事后又受到民主共和观念熏陶。五四运动中，他是清华的积极分子。赴美留学后，他参与发起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江会，澳门回归时全国传唱的《七子之歌·澳门》就是闻一多为《大江季刊》创作的一首“国家主义的呼声”。

闻一多虽然热心于爱国活动，但也有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通病——清高。日常生活中，他们极力保持独立人格，与不同志趣者保持距离。表现在政治上，则是推崇“君子党而不同”的古训。闻一多早年在清华的社团活动、留学美国的社会交往、回国后在北京聚集的《晨报·诗镌》诗人圈、在上海参与的《新月》月刊以及在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来往的朋友，都是闻一多认为的“君子”，这反映了他骨子里的清高意识。对于成分复杂的中国民主同盟，闻一多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。

民盟早期的基本构成是中国青年党、国家社会党、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（第三党）、中华职业教育社、乡村建设派、救国会，即“三党三派”。由于闻一多推崇国家主义，所以与国家社会党关系较为密切。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，他与闻一多九年清华同窗，是闻一多学生时代关系最密切者之一。同样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国家社会党成员潘光旦，与闻一多是莫逆之交，友情甚笃。国家社会党的党魁张君劢，虽与闻一多来往不多，但其弟弟张嘉铸（禹九）与闻一多关系颇深。除了国家社会党，闻一多与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也有过一段交往，对李璜印象颇好。按照常理，闻一多有这样的朋友，他参加民盟应该顺理成章。然而闻一多却认为，若要加入组织，就参加共产党。不过，社会的动荡和严峻的形势最终改变了闻一多的想法。

西南联大是一所提倡学术自由的高等学府，允许讨论各种思想，但还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开讲中国共产党。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盛赞抗日根据地的诗人田间的作品，而且专门为《生活导报》写了“一篇你们意想不到的稿子”——《时代的鼓手》。这篇文章中，闻一多摘引了田间《多一些》和《人民底舞》两首诗，认为这些诗不只有鼓的声律，还有鼓的情绪，闻一多指出：“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，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，完成大业。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，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‘时代的鼓手’出现。”《时代的鼓手》是闻一多思想转变时期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呐喊，接着便一发而不可止。

闻一多的转变最为突出的表现集中在1944年。2月20日，他在《云南日报》发表了《复古的空气》，批评蒋介石《中国之命运》恢复传统的主张，认为这是“知识和领导分子”的倒退；3月1日，他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《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》，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，应改变儒家“孝”的家族主义观念，走民族主义的路；5月3日，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行五四运动25周年纪念座谈会，闻一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“里应外合”打倒孔家店；5月8日，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召开“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”文艺晚会，闻一多在会上强调：“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，我们还要干！我们还要科学，要民主，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！”闻一多的诗人气质、责任担当，使他的转变非常迅速。6月25日，他在《云南日报》又发表更加尖锐的《可怕的冷静》。当时，有些持重的人用“冷静”的态度“审慎”劝告抨击黑暗腐败现象的青年，闻一多对此非常反感，他说：“这不是冷静的时候，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，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！” 

1943年，闻一多开始在校园里公开称赞共产党，到1944年，他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，这种政治转变，正是他走近民盟、参加民盟的思想基础。1944年秋天的一个黄昏，已经是民盟盟员的吴晗再次邀请闻一多加入民盟。闻一多起初仍然有些犹豫，经过认真考虑，他发自肺腑地说：“国事危急，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，只要是来救火，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，都可以共事。”

1944年6月前后，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龙云联络工作的华岗，为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，准备建立一个名为“西南文化研究会”的团体，闻一多成为他们争取的重点对象。华岗曾任《新华日报》总编辑、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，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笔杆子，他的知识分子气质缩短了与闻一多的距离，两人相见恨晚。闻一多很高兴地表示一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，并当即介绍吴晗、潘光旦、曾昭抡等教授参加。于是，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的协助下，西南文化研究会诞生了，为民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文宜、潘大逵、辛志超、闻家驷、费孝通等亦是这时相继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的。最初，西南文化研究会侧重讨论学术问题，渐渐地，座谈的内容转移到学习上面，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、时事分析等。

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对闻一多的政治生活具有标志性意义，他想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就是这时产生的。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华岗、张光年等人，不过，华岗、张光年都对他说如果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，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。听了这话，闻一多才下决心加入民盟。

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，是当时许多青年都在思考的问题，也是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。一次，闻一多和几位青年人在谈这个问题时，他现身说法，娓娓谈道：“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，不过问政治；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。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，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，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。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，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。又有些人还不了解共产党，因为反动派在各方面封锁得太严苛了。在这种情势下，我们参加民盟，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锻炼，逐步改造自己，提高自己，也是很好的。”